2012江蘇公考申論熱點時評：小悅悅事件
【背景鏈接】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本命王悅）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路過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陳賢妹上前施以援手，引發(fā)網(wǎng)友廣泛熱議。2011年10月21日，小悅悅經(jīng)醫(yī)院全力搶救無效，在零時32分離世。
10月18日，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個部門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會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發(fā)布信息，問計于民，征求救濟機制、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意見或會成為廣東省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jù)。有人提出應當將“見死不救”入罪，通過刑事制裁來改變社會上蔓延的“見死不救”風氣。（《南方都市報》）對此，有些人則持謹慎態(tài)度，認為立法懲治難于實施，且有侵犯個人自由之嫌，貽害甚多。
【標準表述】
支持
修補社會信任道德拷問無力
最該反省的其實不是道德，而是社會契約理性。契約理性的成長遠遠滯后于社會的發(fā)展，不僅無法支撐社會信任紐帶的維系，還反過來助推了道德的放量下跌。倘若社會信任紐帶還處在斷裂的狀態(tài)，得不到有效的修補，“見死不救”的冷漠傳染病注定只是信任危機語境中的一種表現(xiàn)姿態(tài)。對此，道德根本無能為力。
懲治集體性冷漠不妨讓法律兜底
道德譴責無法建構起約束和激勵的長效機制�；蛟S有人還以為，動輒使用法律來解決現(xiàn)實問題違背法律本質，有推行“法律萬能論”的嫌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尊重公眾生命權無疑算是最低的道德，完全有理由上升到法律層面，用剛性的法律制度懲治集體性冷漠，還人性與生命之美，否則，法律在爭議中難產(chǎn)，道德必然在譴責中沉淪。
反對
道德問題刑法化，貽害無窮
不能在個別惡性的個案影響之下，在輿論的鼓噪之中，就貿然地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特別是道德問題刑法化，那將造成無窮的禍害。就小悅悅案而言，18名路人固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但出現(xiàn)這一問題僅僅就怪罪于他們嗎？再說，就是將“見死不救”入罪，也未必能解決“見死不救”的問題。刑法對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碾過小悅悅的兩個司機不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逸嗎？同樣，將“見死不救”入罪，就能解決問題嗎？
不如立法保護見義勇為
設立“見死不救罪”意味著要對一件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履行額外的義務，依照現(xiàn)代法治理念，只要不侵害國家、他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公共秩序，公民的行為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顯然損害了公民的這種權利，因此思想上很難被接受。
在實際操作中，“見死不救罪”也將面對諸多實際的困難。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需要提供必需的人證和物證，但是誰會為“見死不救罪”來作證呢？證人很可能并沒有參與案件，因此作證的同時就意味著自己有罪，而如果自己也參與了案件又如何能去作證？另外，如果案件的目擊者本身不具備任何救助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要為自己能力的欠缺而背負罪責呢？
道德問題的“泛法律化”固然可以迫使人們就范，但是如果得不到普遍的道德認同，其最終結果要么是因觸犯法律者太多而使民眾叫苦不迭，要么就是因為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而導致法律條文被虛置。
見死不救的原因有很多，除去少數(shù)人自私、冷漠的心理之外，見義勇為者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是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顧慮。由于法律的滯后，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時有發(fā)生。法律不僅要懲惡，同時也要揚善，只有當公民行為中的善和惡同等得到法律關注時，法治社會才能最終得以實現(xiàn)。有鑒于此，立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勢在必行，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則略顯多余。與其強制公眾去做一件難以接受的事，不如掃清人們的后顧之憂，使更多的人真正發(fā)自內心地去做一件善舉。
建議：
立法應獎懲結合
在立法形式上，“見死不救”立法當采取“獎懲結合”的方針。鼓勵“見義勇為”，避免“見死不救”除了根據(jù)“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給予行為人一定的“獎勵”之外，政府還得對類似的行為給予特別的贊許和肯定。當然，如果被救助者是條“毒蛇”，我們可借鑒新加坡的律法規(guī)定，“毒蛇”除須親自上門向見義勇為人賠禮道歉外，還必須對“毒蛇”施以民事的、經(jīng)濟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處罰。
“見死不救”違法是否構成犯罪呢？由道德義務向法律義務的轉化，除了具備成熟、堅實的社會主流意識基礎之外，需要國家運用立法權完成法律形式上的細致劃分。從歐美國家的立法來看，“見死不救”構成犯罪有著嚴格的限制。在見死不救罪的條文中，雖各國表述不同，但一般只適用于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之時，而且，對于根本無法實施的救援，即便行為人有能力救援而誤認為無法救援，也不構成犯罪。
他國經(jīng)驗
多國立法保護見義勇為專家稱立法需謹慎
13日，廣東佛山的兩歲女童小悅悅被兩輛車先后3次碾軋，而在7分鐘內竟有18名路人不聞不問，直到拾荒阿姨陳賢妹經(jīng)過，將悅悅搬離街心。無獨有偶，17日，武漢一名15歲學生扶起一被電瓶車撞傷的中年婦女，卻被傷者指認為肇事者。
一邊是路人漠然而去，一邊是好心人被誣陷，當今社會的公共道德良知再次被嚴厲拷問。如何避免類似道德悲劇重演？如何保證好心人行善“零風險”？為此，有律師提出，有必要把道德問題上升到法律責任。
實際上，在美歐諸國，都有類似“見死不救罪”規(guī)定。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就有“怠于給予救助罪”，具體條文是：“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jiān)禁并扣50萬法郎罰金。
公務員考試加強“德”考查勢在必行
2012年度國家公務員招考將加大對考生“德”的考察。國家公務員局表示，公務員錄用考試必須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的標準，而不是僅僅看重筆試和面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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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社會信任道德拷問無力
最該反省的其實不是道德，而是社會契約理性。契約理性的成長遠遠滯后于社會的發(fā)展，不僅無法支撐社會信任紐帶的維系，還反過來助推了道德的放量下跌。倘若社會信任紐帶還處在斷裂的狀態(tài)，得不到有效的修補，“見死不救”的冷漠傳染病注定只是信任危機語境中的一種表現(xiàn)姿態(tài)。對此，道德根本無能為力。
懲治集體性冷漠不妨讓法律兜底
道德譴責無法建構起約束和激勵的長效機制�；蛟S有人還以為，動輒使用法律來解決現(xiàn)實問題違背法律本質，有推行“法律萬能論”的嫌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尊重公眾生命權無疑算是最低的道德，完全有理由上升到法律層面，用剛性的法律制度懲治集體性冷漠，還人性與生命之美，否則，法律在爭議中難產(chǎn)，道德必然在譴責中沉淪。
反對
道德問題刑法化，貽害無窮
不能在個別惡性的個案影響之下，在輿論的鼓噪之中，就貿然地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特別是道德問題刑法化，那將造成無窮的禍害。就小悅悅案而言，18名路人固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但出現(xiàn)這一問題僅僅就怪罪于他們嗎？再說，就是將“見死不救”入罪，也未必能解決“見死不救”的問題。刑法對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碾過小悅悅的兩個司機不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逸嗎？同樣，將“見死不救”入罪，就能解決問題嗎？
不如立法保護見義勇為
設立“見死不救罪”意味著要對一件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履行額外的義務，依照現(xiàn)代法治理念，只要不侵害國家、他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公共秩序，公民的行為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顯然損害了公民的這種權利，因此思想上很難被接受。
在實際操作中，“見死不救罪”也將面對諸多實際的困難。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需要提供必需的人證和物證，但是誰會為“見死不救罪”來作證呢？證人很可能并沒有參與案件，因此作證的同時就意味著自己有罪，而如果自己也參與了案件又如何能去作證？另外，如果案件的目擊者本身不具備任何救助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要為自己能力的欠缺而背負罪責呢？
道德問題的“泛法律化”固然可以迫使人們就范，但是如果得不到普遍的道德認同，其最終結果要么是因觸犯法律者太多而使民眾叫苦不迭，要么就是因為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而導致法律條文被虛置。
見死不救的原因有很多，除去少數(shù)人自私、冷漠的心理之外，見義勇為者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是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顧慮。由于法律的滯后，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時有發(fā)生。法律不僅要懲惡，同時也要揚善，只有當公民行為中的善和惡同等得到法律關注時，法治社會才能最終得以實現(xiàn)。有鑒于此，立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勢在必行，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則略顯多余。與其強制公眾去做一件難以接受的事，不如掃清人們的后顧之憂，使更多的人真正發(fā)自內心地去做一件善舉。
建議：
立法應獎懲結合
在立法形式上，“見死不救”立法當采取“獎懲結合”的方針。鼓勵“見義勇為”，避免“見死不救”除了根據(jù)“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給予行為人一定的“獎勵”之外，政府還得對類似的行為給予特別的贊許和肯定。當然，如果被救助者是條“毒蛇”，我們可借鑒新加坡的律法規(guī)定，“毒蛇”除須親自上門向見義勇為人賠禮道歉外，還必須對“毒蛇”施以民事的、經(jīng)濟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處罰。
“見死不救”違法是否構成犯罪呢？由道德義務向法律義務的轉化，除了具備成熟、堅實的社會主流意識基礎之外，需要國家運用立法權完成法律形式上的細致劃分。從歐美國家的立法來看，“見死不救”構成犯罪有著嚴格的限制。在見死不救罪的條文中，雖各國表述不同，但一般只適用于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之時，而且，對于根本無法實施的救援，即便行為人有能力救援而誤認為無法救援，也不構成犯罪。
他國經(jīng)驗
多國立法保護見義勇為專家稱立法需謹慎
13日，廣東佛山的兩歲女童小悅悅被兩輛車先后3次碾軋，而在7分鐘內竟有18名路人不聞不問，直到拾荒阿姨陳賢妹經(jīng)過，將悅悅搬離街心。無獨有偶，17日，武漢一名15歲學生扶起一被電瓶車撞傷的中年婦女，卻被傷者指認為肇事者。
一邊是路人漠然而去，一邊是好心人被誣陷，當今社會的公共道德良知再次被嚴厲拷問。如何避免類似道德悲劇重演？如何保證好心人行善“零風險”？為此，有律師提出，有必要把道德問題上升到法律責任。
實際上，在美歐諸國，都有類似“見死不救罪”規(guī)定。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就有“怠于給予救助罪”，具體條文是：“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jiān)禁并扣50萬法郎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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