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河長”

“河長”這個詞，近年來頗惹人注目。其實，結合當前環(huán)�，F狀，細細琢磨這個詞，我們能夠發(fā)現在中國大地上存在著三類河長。

第一類是近年比較熱鬧的官員河長，比如市長是某條河的河長，副市長是另外一條河的河長。第二類是我國的各種河流保護部門的官員，比如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主任可以視為長江的河長，北京涼水河管理處的處長可以視為涼水河的河長，鄭州金水河河道管理所的所長可以視為金水河的河長。

還有一類人，筆者稱之為民間河長。比如“淮河衛(wèi)士”霍岱珊，10 多年來如此用心地保護淮河，稱他為淮河河長并不為過；湖北襄樊的運建立，10 多年來一直想方設法保護漢江，稱她為漢江河長恰如其分；“綠家園”的汪永晨， 致力于讓怒江成為中國最后一條自由奔流的大江，稱她為怒江的河長好像也頗為合適。

中國河流保護的未來就在于更多的公眾河長、民間河長的涌現。公眾，必將是最好的河長。 “河長”出于民間1986 年，著名環(huán)保作家徐剛開始撰寫《伐木者，醒來》。這本書，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森林保護報告文學作品。不久，他又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叫《江河并非萬古流》，談的是中國河流的生存危機。后來，他又寫了《長江傳》，現在正準備寫《崇明島傳》。

徐剛與筆者聊起他的這些作品時感傷地說，其實我寫的與水有關的報告文學遠遠多于寫森林保護的，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的那些作品沒有產生足夠的影響。

其實徐剛沒有必要感傷，他的作品已經成為所有關注中國水命運、中國森林命運的人的必讀之物。他可以說是中國民間護河精神力量的重要體現。

1999 年，《南華早報》記者馬軍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水危機》。這本書第一次從民間的視角，全面描述了“中國之水”正在遭受的各種傷害。2006 年，馬軍成立了民間環(huán)保組織“公眾環(huán)境研究中心”，開發(fā)出的第一個產品就是“中國水污染地圖”。他所領導的中心收集全國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被環(huán)保部門、水利部門、海洋部門、國土部門正式處罰過的排污企業(yè)的信息，并將它們全部“移植”到一張面向公眾開放的電子地圖上。任何人只要打開這張地圖，就會知道究竟是哪些企業(yè)在污染我們的河流、我們的環(huán)境。2009年，中國水污染地圖已經收錄了3萬多家企業(yè)。

當徐剛和馬軍寫作“水書”的時候，水資源面臨的主要傷害是污染、干涸、挖沙等。可是，當時光行入新世紀，許多有心人發(fā)現，中國的水又面臨另外一個重要的傷害，那就是干流和支流上過度建設的各種水電站。到了此時，大家滿懷沉痛地意識到，中國已進入全面的“水傷害時代”。所有人類能夠傷害水、傷害水生態(tài)系統(tǒng)、傷害水文明、踐踏水倫理的方式，在中國都可以看到。

正是因為這種嚴峻性，中國為數不多的民間環(huán)保組織、民間環(huán)保人士都有關注水的情懷：遼河口的劉德天成立的黑嘴鷗保護協(xié)會與水、濕地有關；河南新鄉(xiāng)田桂榮多次組織公眾考察黃河；滇池衛(wèi)士張正祥近30年來一直緊緊地盯著滇池的變化；綠色昆明的發(fā)起人梅念蜀組織志愿者調查滇池周邊地下河的現狀；錢塘江邊的韋東英自從村莊被化工廠的污染包圍后就開始寫抗污日記，舉報污染；北京“天下溪”正在從事的“遷徙的鶴”環(huán)境教育項目，試圖把白 鶴涉足的重要濕地的公眾力量激發(fā)起來，保護環(huán)境；而“參與式保護”最早的“試水基地”——貴州草海自然保護區(qū)， 一直就致力于發(fā)動“公眾之水”，去保護自然之水。

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親水性”，使得它們成為民間“河長”的聚集之地。 民間“河長”的江河保衛(wèi)戰(zhàn)汪永晨越來越喜歡談水。有人甚至相信，汪永晨創(chuàng)立的民間環(huán)保組織“綠家園志愿者”，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專業(yè)的“水保護組織”。

這主要源于兩類“水”：一是以怒江為代表的西南諸河，一是以北運河為代表的城市里的水。 西南諸河離汪永晨很遠，但似乎日夜流淌在汪永晨身邊。

2004 年，當汪永晨聽說怒江有“一庫八級”的開發(fā)計劃時，她開始向社會呼吁，建議水電開發(fā)公司手下留情， 給中國留下一兩條“自由奔流”的大江。

從那一年開始，汪永晨每年都會到怒江幾次。也是從那一年開始，怒江的開發(fā)計劃被暫時擱置。但汪永晨仍舊非常擔心，因為在保護怒江的過程中，她發(fā)現中國了解怒江的人太少，也幾乎沒有人研究怒江，沒有人關心怒江。于是在 2006 年，她和蕭遠、馬軍等人發(fā)起了“江河十年行”的項目，每年組織一批媒體，對中國西南的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大渡河、岷江、雅礱江等水電開發(fā)業(yè)異常興旺的大河小溪，進行一次全面的觀察和記錄。

“江河十年行”至少準備行上 10 年。這個活動有時候能得到些資助，有時候則分文難得。沒有資助的時候，就由參與者自費。到現在，“江河十年行”已經運作3周年了，每年都能產生大量的報道，對激發(fā)更多公眾關注中國自然河流的命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如今，汪永晨只要有機會面對一個群體講話，她一定會問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小時候家鄉(xiāng)的河，與現在的相比，干了、臟了、沒有了的，請舉手。 第二個問題是：你小時候家鄉(xiāng)的河，與現在的相比，原先的骯臟、干涸，現在清澈奔流的，請舉手。第三個問題是：你小時候的河流，與今天的相比，沒有什么變化的，請舉手。她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第一個問題舉手的人最多。她說：“這就是為什么我要這么關注中國的江河，中國的水。”

2009年4月22日，第三屆SEE·TNC生態(tài)獎頒獎，馬軍領導的中國水污染地圖項目、霍岱珊領導的“淮河衛(wèi)士”項目合作催生蓮花模式，都獲得了二等獎。而由梅念蜀攏聚的“昆明環(huán)�？破諈f(xié)會”（綠色昆明）所做的滇池地下河傷害調查，獲得了一等獎。

第三屆SEE·TNC生態(tài)獎是筆者所見過的評審過程最嚴肅同時又最開明的大獎。主辦方希望以這個獎項來引領環(huán)保組織的發(fā)展潮流，甚至推進公民社會建設。因此，這一屆生態(tài)獎的要求是“合作共贏”，也就是要求所有項目都展示其與社會的“合作能力”，并亮出合作之后的“共贏”甜果。

“綠色昆明”的項目之所以獲得大獎，是因為它發(fā)動了大量的生態(tài)專家作為志愿者，與媒體、昆明市人大等也有不少來往。最為成功的是，他們的調研報告得到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的批示，他要求相關管理部門要把滇池的地下河現狀全面調查清楚，并設計出合理的保護方案。在滇池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時候，有個環(huán)保組織把原本根本無人關心的地下河受污染、受截留和受傷害問題，強化成一個公眾關注的話題，這顯然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因此，有些人認為，今后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工作方式就得這樣：針對一個現實問題，通過機構本身的努力，進行非常有效的調研；同時，從工作開始就高度重視激發(fā)社會資源的能量，最終以最為和諧、各方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促進事情的解決。

霍岱珊的故事與梅念蜀的故事略有不同。霍岱珊可以說是中國民間比較早的環(huán)保斗士，10 多年來他一直在“盯梢”淮河兩岸企業(yè)的一舉一動。作為獨立的聲音，他記錄著淮河的真相并努力把真相傳遞給公眾。為了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辭掉了某個報社的工作，并且把老婆和孩子都拉入了自己的陣地。然而他這樣的行為，很不得政府和企業(yè)的歡心，無論是河南省環(huán)保部門還是像蓮花味精廠這樣的排污大戶，都對他抱有強烈的抵觸情緒，都覺得他在惹是生非， 甚至誣蔑他是在為個人謀取利益。

然而在這樣的斗爭過程中，霍岱珊及他的對手慢慢發(fā)生了變化。時間和經驗教給他們更多的智慧，他們發(fā)現，最好的辦法是大家一起協(xié)商，互相支持而不是把對方當成敵人。

當這種變化終于出現的時候，幾方都同時松了一口氣。蓮花味精廠改造了生產流程，減少了用水也減少了污染；更多的污染物被制成復合肥，成為企業(yè)的利潤增長點；蓮花味精廠的生產流程成了味精行業(yè)的模仿對象，他們制定的企業(yè)標準成了味精行業(yè)的排放標準；企業(yè)每天都在門口掛出排放信息，這個信息必須由霍岱珊領導的民間環(huán)保組 織“淮河衛(wèi)士”核準后簽字。2009年5月7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揭露了“梅花味精”的污染情況。節(jié)目剛剛結束，霍岱珊就接到了“蓮花味精”相關領導的電話：“‘梅花’現在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我們過去做過的，如果不是‘淮河衛(wèi)士’對我們進行監(jiān)督，給了我們這么大的壓力，我們也不會改進。那么，我們現在就會像‘梅花味精’一樣面臨很大的壓力，就會很被動。”放下電話后，霍岱珊的心里感覺非常欣慰。

而“淮河衛(wèi)士”也慢慢獲得了寬松的生長環(huán)境，得到了當地政府、企業(yè)和公眾的大力支持和歡迎。以生產流程作比喻，“淮河衛(wèi)士”這一環(huán)保組織完成了從“創(chuàng)意”到創(chuàng)業(yè)，又從創(chuàng)業(yè)到生產出當地社會歡迎的“產品”的歷程。

每個地方都能有自己的公眾“河長”2004 年開始，北京有個叫張峻峰的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把北京周圍所有的水庫都探查清楚，然后每年按照春夏秋冬四個季節(jié)各考察一次，記錄它們的變化。

雖然理想沒有完全實現，但北京的100多個水庫他是大體考察過了。他的行動和積累催生了一個項目——“城市樂水行”。2007年3月份，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綠家園志愿者、大學生綠色營等環(huán)保組織共同發(fā)起了自然大學城市樂水行項目。此后，綠家園和自然之友一直在持續(xù)地跟進和執(zhí)行。

城市樂水行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認為，護水的最好方式，就是親自去看，就是持續(xù)去看，就是以公益之心去看。這個項目不僅僅在北京運行，廈門、蘭州、天津、南京當時都是共同發(fā)起單位。只是這些城市運行一段時間之后，要么是活動的間隔時間長了，要么是活動的時間段壓縮了，比如只有4月份到10月份有活動。但可貴的是，沒有一家放棄。

同時，重慶、鄭州、福州、貴陽、成都等地陸續(xù)啟動了城市樂水行項目，此外，還有更多的城市在觀望和萌動中。因為大家都發(fā)現了這個項目的價值所在，發(fā)現了水對一座城市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而且城市之水不僅僅與這個城市的文明高度相關，甚至與這個城市所輻射的區(qū)域文明高度相關，比如北京的水就與中國的政治文化高度相關，與中國的建筑文化、都城沿革高度相關。用世界上通用的方法去理解，絕大部分文明都生存在水邊，這也是中國大量城市不是叫某某州，就是叫某某陽的重要原因——州是水中的沙渚，陽是河流的南岸。因此，用環(huán)保時代的眼光來看，一個好的城市必然是公眾高度關注水環(huán)境的城市。

但許多人一直在追問“城市樂水行”到底解決了什么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每周能夠把大量的公眾帶到河邊向河流學習，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產出。參與的人越多，產出就越大。同時，參與者本身是有“項目進化” 能力的。因為一個人看到現狀，就會想著如何改變現狀，于是就會從現狀中查找出真正的問題，于是就會調動渾身上下的積極性和智慧去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樂水行的過程是發(fā)現問題的過程，是引領公眾運用集體智慧試圖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通過活動的擴張慢慢改變社會風氣、改良社會決策的過程。

可以這么說，那些每個周六行走在北京等城市河流旁邊的“自然大學水學院”的學生們，都有望成為這些河流的公眾河長�；蛘哒f，在各個城市陸續(xù)開辦的“自然大學水學院”，正在成為培養(yǎng)公眾河長的最好大學。